6月28日，由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华书局联合举办的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修订工程《晋书》修订本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。随着红绸揭开，十册崭新的《晋书》修订本展现在世人面前，标志着这部记载两晋兴亡史的官修史书，完成了问世以来最为系统深入的一次文本升级。
点校本《晋书》修订本正式发布，彰显当代古籍整理新高度
这是点校本“二十四史”及《清史稿》修订工程推出的第十五种成果，也是继《史记》《南史》等之后，正史文献整理领域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收获。
与会专家学者认为，修订本在原点校本基础上，全面吸收近半个世纪学术成果，校勘记从原有2200余条增至4600余条，切实补齐了1974年原点校本的诸多缺憾，文本质量、学术水平全面提升，达到了中古正史文献整理的新高度，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可靠的文本基础。
中华书局向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、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赠书仪式
二十年深耕打磨全新晋史定本
《晋书》为唐代官方修撰的纪传体正史，由房玄龄领衔编纂、唐太宗亲撰史论，全书共计一百三十卷，包括帝纪、志、列传、载记四大体系，系统梳理两晋王朝兴衰脉络与十六国政权更迭历史，是现存最早、体系最完备、史料最核心的晋代典籍，也是串联汉魏、两晋至隋唐历史脉络的枢纽性史料，在中古史学研究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。
大众熟知的点校本《晋书》由吴则虞先生执笔完成初稿，后经杨伯峻、阴法鲁等先生全面覆校，唐长孺先生审定《载记》部分，最终于1974年正式出版。半个世纪以来，这部原点校本始终是国内学界通用的权威版本，支撑了几代学人的学术研究、课堂教学与文史创作。
但受限于当时的馆藏资源、版本视野和学术积累，原点校本存在底本年代偏晚、宋元版本利用不足、部分标点分段有误、全书体例不统一等诸多问题，学界始终期盼一部更为精审、严谨、完善的升级版本。
为回应学界长期诉求，适配当代学术研究规范，《晋书》修订工作于2007年正式启动，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先期主持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聂溦萌接续攻坚，多校师生接力参与，前后历时二十年，最终完成全面修订。相较于原点校本以金陵书局本为工作底本的做法，本次修订做出了关键性调整——改用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南宋前期建刊本为底本，广泛比对宋元旧本，审慎参考明清善本，形成以早期古本为核心、历代校勘成果为辅的全新校勘体系。最终校勘记数量从原点校本2200余条，大幅扩充至4600余条，修改标点和分段达数百处。
改换底本，带来了校勘思路的整体变化。比如，原点校本《景帝纪》有“帝烧铁灸之”一句，根据校勘记，其中“灸”字，殿本、局本作“炙”，点校本根据宋本（即百衲本）等改字，并引《后汉书》说明作“灸”义长。在补充版本校工作后发现，包括修订底本在内的大部分版本都作“灸”，也就不必再出晚期版本的异文校，因此删去了原校勘记。校勘记的数量变化只是修订工作的冰山一角。
聂溦萌在回顾修订历程时，将工作分为“稳步推进期”、“沉淀期”和“奋起直追期”。2016年夏天，修订组完成了130卷修订长编和校勘记初稿提交中华书局。但初稿在本校、他校方面尚有不足。随后的几年里，修订组与编辑部反复琢磨，厘清《晋书》“校史”与“考史”的边界：校勘中的文字异同看似客观，实则带有相当程度的主观判断，需要根据各书的具体情况，判断出属于文本流传讹变范畴、具有校勘意义的文字差异。找准“校史”的边界离不开“考史”工作的充分展开，“校史”的目标又使得“考史”工作终究要隐藏于幕后。
2022年起，聂溦萌将全部精力集中到对长编的修改上，“其他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根据修订工作安排的”。2024年11月，《晋书》修订定稿会召开，重点解决疑难问题，其后改定长编，提交定稿。到校样通读阶段，修订组与编辑部“合署办公”进行最后冲刺。2026年上半年，修订本正式面世。
研讨会现场
古籍整理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
如果说底本的更换是“骨架”的重塑，那么对校勘背后研究工作的重视，则是本次修订的“灵魂”。
多位学者在座谈会上指出，本次《晋书》修订不仅产出了一部高质量的整理本，更催生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。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、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徐俊在发言中，将《晋书》修订视为一个“学术事件”。他列举了修订过程中衍生出的重要成果：聂溦萌《中古官修史体制的运作与演进》、青年学者研讨会论文集《版本源流与正史校勘》《十六国春秋辑补》整理成果等，均是在《晋书》修订过程中打磨成型。这些研究反过来厘清史源、校正文本、梳理制度，让新版《晋书》不再是简单的文本校勘，而是带着深厚学术思考的升级定本。
深耕魏晋南北朝史数十年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点校本《南史》修订主持人张金龙表示，原点校本《晋书》陪伴了自己的学术成长生涯，也让他深知旧本存在的诸多细节局限。他强调，古籍校勘三法相辅相成：本校、他校是基础，理校负责判定异文正误，三者缺一不可。二十四史这类综合性史书疑难考证，不只需要文字、文献功底，更要求整理者深耕对应断代史，兼顾文献学功底与深厚史学素养。
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胡鸿教授评价称，对以中国古代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来说，古籍整理相当于“基础设施建设”。《晋书》是中古史研究的枢纽史料，新修订点校本依托更好的底本、更全的校本、更细的校勘，将会成为未来学界新的权威通行本。他同时呼吁，现行学术评价体系应给予古籍整理工作更多的尊重与倾斜，因为这种“慢工出细活”的基建工程，其价值需要放在更长的学术史尺度中衡量。
点校本《晋书》的修订历程，也是一场润物无声的青年学术培育工程。古籍整理工作细碎繁琐、耗时长久、见效缓慢，却是打磨文史学者基本功、锤炼治学素养的重要路径。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爽表示，《晋书》修订工程采用的协作模式，使众多魏晋南北朝专业学生、学者参与讨论打磨，虽非全员全程深耕，但为青年学者奠定了扎实的古籍辨析与史料研究基础。
同时，《晋书》修订工程也是高校学术研究与国家级专业出版深度融合的范例。中华书局总编辑尹涛介绍，自2007年立项至今，修订工作横跨二十载，见证书局三代编辑团队的接续耕耘。高校学者深耕学术前沿，负责版本考证、史实辨析、文本校勘等学术工作；编辑团队专注体例统一、文本打磨、校对审核，形成了严谨高效、可复制、可延续的协作模式。他透露，目前《宋史》《明史》修订本稿件已经交稿，进入编辑出版流程，后续项目实施中，他恳请专家学者继续从学术上把关，使修订本成为“更符合现代古籍整理规范、能够代表当代学术水准、体现21世纪新时代典范之作。”
与会专家一致认为，《晋书》修订本的出版绝非整理工作的终点，而是晋史研究与文献传承创新的全新起点。这部凝结两代学人二十年心血的典籍，以扎实严谨的学术升级补齐了晋代正史整理短板，丰富了“二十四史”修订成果，让千年晋史在当代治学语境中焕发活力。
从1974年原点校本到2026年修订本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转，见证了古籍整理事业的范式转换与几代学人的学术坚守。正如徐俊在发言最后所寄望的：“希望修订工作行稳致远，在保证质量前提下力争早日完成，成为立得起来、传得下去的新时代古籍整理标志性成果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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